《任丘历史》明清时期任丘修建书院

2022-06-26 611

从汉唐到明清,特别是明清时期,任丘“宿儒名臣联镇接踵,文章经济彪炳史册”、整个河间府任丘为最。主要是因为任丘文风兴盛,书院。书屋众多的缘故。明清时期著名的书院有珍谟书院、水东书院、桂岩书院登瀛书院、古莫书院等五个,韦屋更多、万历《任丘县志》记载,明朝任丘就有大小书屋20个。珍谟书院另已成文,不再赘补。本文概括介绍水东书院、桂岩书院、登瀛书院、古莫书院。此四书院作用主要以传授经史子集,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为主。

水东书院
乾隆《任邱县志》记载,水东书院为明朝刑部尚书闵煦(1507-1580,字和卿,号水东)建立,地址在县城东南,书院以其号为名,书院略晚于同为嘉靖年间的珍谟书院,其他情况少见文字记载,故址已不可考。

桂岩书院
乾隆《任邱县志》记载:“桂岩《一统志》:’在县境。深邃如巨室,幽雅可爱,岩多桂木,此胜概也。’旧《府志》记载:’桂岩在县西北,谷传为河间献王子读书所,今失其地。’明左都御史边宪建造桂岩山房5屋,在城东南隅。”
上面是桂岩以及王子读书、山房的有关记载,桂岩书院究竟建于何时,人所建,现已很难考证,但最迟不晚于乾隆年间。《任邱县志·官师》乾隆十四年,陈文合,潮州(今广东)举人,建桂岩书院”。乾隆《任县志·建置志》记载:“桂岩书院旧基倾颓已久,乾隆十八年(1753),邑令陈文合于前邑侯方公祠(在育贤街西城隍庙前)西偏建讲堂三楹,左右斋各二楹,匾其门曰:’桂岩书院’,仍旧志也”。虽然《官师志》和《建置志》记载的时间略有出入,可能一是建成时间,一是修葺时间,但陈文合重视教育,兴建书院,并以桂岩命名事实清楚。另外,乾隆年间,任丘诗人边连宝就任桂岩书院山长并为书院制定矫轻、警惰、博览、精思、戒骄、祛吝、禁戏谑、敦品行等《桂岩书院学约八则》,成为桂岩书院学训,也同时证明桂岩书院建成不晚于乾隆年间。

桂岩书院经费来源主要是地租收入。乾隆《任邱县志·艺文》“适有水涸地若干顷,得租银如大衍数,为延师之资”。书院租地给百姓,租金用于聘请教师的资金和日常开销。由于“附近居民之尤黠者争欲任科自肥”等因素影响,地租收入往往不够书院开销,缺口在 2/3 以上。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靠官吏对书院租地情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靠地方士绅捐输,方能维持书院运行。

《任丘历史》明清时期任丘修建书院

书院有廪生(享受生活补助的学生)二十人,每人每年得补助粮银三两二钱,共计银六十四两。闰月年份再加银五两三钱三分三厘,计银六十九两三钱三分三厘。除廪生之外,书院再增收的学生叫增生和附生。相当于今天的自费生,他们不享受生活补助,费用全部靠自己。学习成绩优秀的增、附生,经过岁考和科考,可以升为廪生,称为补廪。廪生学业优秀者,可以选送国子监继续深造,称为岁贡。书院学生的学习内容为儒家经史子集和文学。学生学习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多为习举业”。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有时山长也解答疑难问题,讲授新知识。书院没有学制,学生也无毕业之说。山长按照《桂岩书院学则》管理,成绩优秀者选送国子监深造,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书院兴衰与山长的学识渊博与否、知名度高低、管理水平及廪生考取功名多少等密切相关,同时也和当地官吏的支持密不可分。

从知县陈文合在废墟上建立桂岩书院开始,继任知县钟凤翔及后继者刘练都非常重视书院教育和文风的培养。历经九载三任知县努力,使桂岩书院初具规模。尤其是刘统任知县期间,重整院规,聘任有名望的四君子授课,召集有名望的绅士、佃户商议,按照土地好坏确定租金。刻石铭记,从而保障了经费开支。桂岩书院发展过程中,一度曾因经费等原因陷入窘境。出现停滞。嘉庆十六年(1811),庄咏就任任丘知县后,桂岩书院再次兴旺起来。庄咏重视办学,到任后看到桂岩书院墙倒屋败的颓状,甚是痛心,带头捐俸银,召集开明士绅捐资,重修了书院,并请定山长,重整条规。延师教授,优秀士子给予褒奖,许多寒门学子努力向上,地方文风为之大变。
历经四任知县努力,桂岩书院为任丘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才辈出,考取功名的人很多。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始以后的十八九年间,任丘考取的进士有6人,庚辰年乡试,中举 20人。

登瀛书院
登瀛书院在任丘县城兴市街西承薰门内。道光六年(1826)任丘县令康锡新建立。
道光四年(1824)康锡新就任任丘县令。康锡新重视民生,建义仓、筑河堤、建连桥,但更重视书院建设,以推崇礼教,培植文风。原建于乾隆时期的桂岩书院地方狭小,田租不足维持书院日常开支,年久失修,此时仅遗址尚存。康锡新赴任后,“于义仓、提工,连桥诸事未遑之先,田以整饬书院为首务”,随即制定方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决定建设新书院。

新书院建设没有资金,康锡新错头捐献传银,倡导乡绅士民捐钱,得银若干,没有在桂岩书院旧址上重建、而是选定“承薰门内购广国客一所.计四十余楹”,作为书院新址。鉴于资金及新购宅院特点等,康锡新没有推倒重建,而是组织召集工匠对墙垣、房屋进行大规模的修缮,粉刷大门.起名登瀛书院。

登瀛书院落成后,康锡新将剩余银两留足两年费用,其余钱“发商生息”,用于山长薪水、诸生膏火(生活费用);此外,随时捐献俸银,弥补登瀛书院开支不足。为避免重蹈桂岩书院年久颓废覆辙,康锡新大力倡导支持士绅捐款,对捐者大力褒扬。西段村士绅籍承庥建书院时,“不吝多金,复捐地数十亩,为诸生膏火费”,康锡新亲自旌表其门“丰登乐义”。捐资兴教成为时尚。康锡新刻石记事,提醒后继者发扬捐银兴学之风。

《任丘历史》明清时期任丘修建书院

登瀛书院成绩斐然,正如康锡易新所望:任丘县学风鹊起,教化日臻,“品学醇茂,科第连绵”,仅道光一朝就出现高峻天等 11位举人。“文风蒸蒸日上”,涌现出众多诗人,创作了许多流传后世的优秀诗作。为从小教育孩童养成学习好习惯,培植好学风,康锡新还将桂岩书院旧址改成“蒙童肄业之所”,进一步坚实了任丘人才培养的基础。

古莫书院
古莫书院是光绪年间由任丘知县林穗在鄚州城修建的。

《大清缙绅全书》记载“林穗,福建闽县人,进士,七年正月补”。林穗光绪七年(1881)任任丘知县,在任期间,获广泛赞誉。《林公德政碑》记载:“我邑林明府下车以来,视民如伤,爱民如子,其筹划善政,不胜胪举”。究竟何事使任丘百姓这样看重林穗,对其大加赞扬呢?《赐同进士出身直隶州知州直隶任丘县知县林公讳穗年谱》记载,林穗三任任丘,善政颇多,建学、修堤,首倡红薯之种植,劝民广植树木等等这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政事为他赢得了声誉。
“任邑诗礼之邦,人文蔚起,今则流风渐沬矣。我公亲之,重有感焉,特为延端士讲圣谕,先以正人心、厚风俗也;更为捐廉俸、筹款项,创立古莫书院,聚生徒,资膏火,日有课而月有程也。人文之盛,不更自我公始哉!”(《赐进士出身尽先补用直隶州知州特授任丘县正堂加二级记录十次林公德政碑记》)任丘本是诗礼之邦,是一个人文蔚起、书香四溢、礼乐教化兴盛的地方,但这种风尚在林穗就任前的一个时期内,正渐趋衰败。林穗赴任后,决心改变这种世风欲下的局面,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倡导教化,恢复任丘古风,特别是要恢复任丘良好的学风和淳厚社会风尚,因此,借鄚州历史的厚重和辉煌创办古莫书院。

创立古莫书院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严重缺乏,林穗率先捐廉俸银两,四处奔走倡导社会捐款,终于募集到建设古莫书院的资金。古莫书院建成后,林穗为书院选定了山长、教师,招收了学生,制定了规章,并资助生徒生活补贴,安排学习课程,一切井然有序。

林穗重视教育、修建古莫书院非心血来潮,也绝非偶然。《赐同进士出身直隶州知州直隶任丘县知县林公穗年谱》记载,光绪壬午年(1882),林穗又为复设鄚州广惠义塾奔波。

光绪八年(1882)在鄚州开办义塾(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收学费的学校),后来因为离县城较远,孩子们上学、教师上课及义塾管理等原因,第二年搬到县城,而鄚州的义熟也随之废掉了。

光绪十四年(1888),地方士绅联名呈请知县复设义垫,林穗多次条临实地考察,终因经费未能到位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又是知县林穗带头捐出银两,再加上地方绅士和淀河有违禁养鹰者的罚款才使得义垫复设。
“惠仁”义塾的设立,增加了接受教育人数,体现了知县林穗重视教育,重视社会风气,为民着想,关心百姓疾苦的良苦用心。“惠仁”义垫设立是古莫书院的延续,对任丘社会风气的改变都有一定影响。

遗憾的是古莫书院具体情况、位于何处等等,缺乏记载,但时人张鏊(任丘人)撰联:“艺苑结英华,特检出韩家旧说、邢子遗编,直期永绍前徽,后学才多膺士选;文坛新结构,待酿到桂树秋香、杏花春飞,始信宏开讲习,我侯公退本书生。”“此地多才,勿徒慕慷慨悲歌,修史仅登游侠传;先民有作,当共溯流风余韵,前型应傍读书台。”是对林穗创办古莫书院及书院创办后对任丘学风影响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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