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丘历史上存在过许多书院、书屋,对任丘当地文化传承起过重要作用,华盖殿大学士李时创建的珍谟书院是当中的奇葩。
古代书院从唐朝开始出现,主要有官办和私人创办两种形式,后来还逐步形成了一种私人创办,朝廷敕赐书籍、委派山长、调拨田亩、经费等半官半私的形式。官办书院最早为中书省修书、侍讲机构,如洛阳集贤殿书院,设置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掌管刊印各种经书,搜求遗落文化典籍,辨明典章制度,备皇帝顾问。私人创办的书院比官办要早,多半是读书人读书、讲学的地方。书院在宋代有了较大发展,元明清时期更是遍布全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式学堂设立,书院逐渐衰败没落。书院在发展过程中,从修书、侍读、藏书等功能场所,发展到藏书、教学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机构,对中国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多选择在山林名胜、环境清幽之处作为院址。全国知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东林书院、粤秀书院等。
李时(1471-1539),字宗易,号序菴,任丘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后升至礼部右侍郎、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李时为人宽厚、和善,皇帝经常向他咨询政事,他议论总以忠厚为根本,同朝大臣与其友善。
明正德十一年(1516),任丘知县李献在县城的西北得到一只大龟。直径一尺有余,全身金纹绿毛,当时人们认为是吉祥之物,认为此地亦是风水宝地,李时修建的珍馍书院就选址于此。珍谟书院于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开始建设,嘉靖十四年(1535)九月竣工,历时一年零一个月。书院外面玉带河环绕,风景优美。
李时创建书院原因,内阁辅臣顾鼎臣在他的《敕赐珍谟书院记》是这样叙述的:从李时“首选充经筵日讲官,敷经义,陈治道,献忠纳约,靡所不至,圣学成就,公之居多”入内阁后与嘉靖皇帝交流更多,嘉靖“凡论礼制,讲求政典,密勿化理”,正因为李时学问渊博,勤勉忠心,嘉靖皇帝时常“亲洒翰墨”赐予他,李时得到的赏赐最多且“-一珍袭,箧藏
于家”,李时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这并非长策,不能体现对皇帝的尊崇,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念非所以极尊崇之体”拿出皇帝赏赐的白金购地准备营造书院。与李时同为内阁成员的夏言所《珍谟亭记》进一步阐述“岁月既久,所积益多”“若惟藏诸私室则渎慢甚矣”,因此,李时上书皇帝,出金钱购地、建立书院,建亭尊藏皇帝御札。李时因为学识渊博,做事勤勉。对皇帝忠心,深得皇帝宠信,得皇帝御札在臣僚之中最多,加之,李时认为一些人将皇帝赏赐秘不示人的做法。不能体现对皇帝的尊崇,甚至是“渎慢”,因而上书皇帝营建书院,收藏供奉皇帝赏赐,弘扬圣德,教化子孙,嘉靖皇帝批准了李时的请求,赐名“珍谟书院”并命工部制作匾额。
珍谟书院占地二十多亩,建筑宏伟,前面为重门,共三重,大门正中悬挂皇帝御书匾额“珍谟书院”,门内建有“珍谟亭”,珍藏皇帝前后所赐御札、御制的各种墨迹,彰显皇帝恩宠,供后世子孙及世人瞻仰。珍谟亭北面建有宏大宽敞的“保恩堂”五间,正中悬挂“保恩”匾额,取永不忘皇恩、世代保皇恩之意。“保恩堂”北面建有高大楼阁五间,取名“荣赐楼”。“保恩堂”和“荣赐楼”东西两侧各有厢房数间,珍谟书院四周建有高大围墙环绕。
珍谟书院修建之前和修建过程中,得到了皇帝御赐嘉名,珍谟亭由巡抚都御使监督修建,与李时同为内阁成员的顾鼎臣、夏言、严嵩、李廷相等人分别为珍谟书院、珍谟亭、保恩堂、荣赐楼作记,工部制作“珍谟书院”匾额,恐怕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是罕见的,足以彰显李时地位之显赫,以及珍谟书院在当时影响之大。明神宗时翰林院编修任丘人刘元震(1541-1621)咏珍谟书院诗二首:
一
峥嵘楼阁丽瑶宫,宸翰珍藏向此中。五十年来留胜迹,至今雨水说遭逢。
二
凤藻龙纹日月悬,池台松竹老风烟。一朝君相垂光在,闾里彬彬起后贤。